貔貅日记

鸡总推荐的一篇文章，解答了我对某些人和事的疑问。

   《新皈依者：令人畏惧的虔诚》
作者不详
一个故事有特为深长的意味，说到一个亚历山大城的人久居马其顿，已仿效此国的礼俗和服装，回到他本国以后，把自己当作人，却把亚历山大城的人当作奴隶看待。——蒙森《罗马史》卷三 .

在希望成为与己不同的人时，会认为自己是他人，这就是一个人发疯的原因。——卢梭《新爱洛伊斯》序言 .

我们村里的一个女孩，三四年前到了上海工作。之后渐渐地她回家越来越少，她和父母、村人说话只用上海话，而决不使用她自己也用了20来年的本地话。前年她生病了，但坚决不要母亲去上海看望她，怕人知道她有这样“老土”的妈；家里要给她御寒的衣服，她让妈妈去邮局给她寄。她妈要送她，她坚持和母亲分开一段距离，并只送到村口——她妈想多送她一点到公路上，被她训斥回去。在结婚之前，她从没带自己的上海男友见过自己父母；结婚到现在一年，她再没和母亲见过一次。 .

每次回岛谈起这个故事，我母亲都摇头浩叹。按说她家楼房也盖好了，只是她妈的确观念保守，又不穷，却终年老穿着补丁衣服。这个女孩早年也没什么不孝的劣迹，相反还颇为沉静内向。最离奇的是她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不过是高中毕业了在上海当个超市收银员，却比真正的上海人还要瞧不起乡下人。 .

她对上海文明发自内心的虔诚是令人畏惧的。我相信她在深夜内心一定交织着强烈的自恋和自卑。仅从道德高度去谴责她是容易的，然而她的表现却代表着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 .

通常人们认为新皈依者的忠诚是靠不住的，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变节者、非我血统者、投机分子。但事实上，历史上却反复出现这一情形：新皈依者的行为比团体的原成员还要强烈的姿态。其强烈程度甚至有时连团体的原成员也感到吃惊和不解。例如几种斯大林传记都说到，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但却表现出比俄罗斯人更强烈的“大俄罗斯主义”，这一度使很多俄罗斯人迷惑不解。列宁曾批评斯大林：“俄罗斯化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斯大林之女也写道：“父亲一生热爱俄罗斯。他深深热爱它。我没有见过另一个格鲁吉亚人象他这样忘记自己的民族特点，这样强烈地爱俄罗斯的一切。”而斯大林的父母，甚至连俄语也不会说。 .

也许出于一种内心上极度想证实自我身份的想法，新皈依者有时行为极端。早期阿拉伯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阿卜杜拉•伊本•赛伯伊，他本来是也门的犹太人，但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阿拉伯领袖阿里的过度尊敬甚至使后者十分不安，他后来竟成为极端十叶派的创始人。上面那个例子当然也是，我相信即使是很瞧不起乡下人的一些上海人，恐怕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会对自己母亲这样。 .

要解释这一现象不是我能做到的，我只粗略地想到两点：

一是变节者的忠诚。就像《射雕英雄传》里说的：“哲别挺着长矛，一马当先。他刚归顺铁木真，决心要斩将立功，报答大汗不杀之恩。”变节者的表现欲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了避免被盘查往事（这是变节者最怕的事），变节者往往有着旺盛的“将功赎罪”意愿。明末乱世，洪承畴等人导引清军，在征服效率上比八旗军还要高，而当夏完淳提到他往事时，他大怒了。这一内心的耻辱感可能驱使者他们表现出更加卖力地想洗掉自己原来的身份，表现出更狂热的姿态——虽然这经常是徒劳的。 .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征服者的军队中，仆从国或伪军（“二鬼子”等）有时表现得更加残忍——即使是对于自己的同胞。这些变节者的故事不胜枚举，甚至我们可以在《西游记》里看到：孙悟空实际上是唐僧师徒四人中唯一一个出自妖魔一路“血统”的，但他在取经中表现得最为虔诚，对待原来实际是他同道的妖魔时也最为无情彻底。 .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引用了美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在美国社会中遭受歧视的墨西哥人和日本人，在二战中都很英勇，希望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其中一个参加珍珠港战役的墨西哥人说：“我们都证明了自己，证明我们比盎格鲁人更加是美国人。”而二战中由日本裔美国人组成的第442步兵团则是“美国战史上受勋最多的分队”。正是这种内心的耻辱感加强了他们的表现欲。 .

另外一类则不易归类，大略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即一种意识形态在其发源地之外的新皈依者表现得更为忠诚。这一现象的发生，或许可以归因为教义在传播中的教条化。大抵一种文化或教义在其发源地有时反而不受重视，大概也是出于“本地无先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样的心理。因而孔子云“礼失求诸野”，盖因在边缘地区，有时反而将中心地区的一切东西都视为珍宝地留存下来，如内藤湖南说的，中原“尉”这样的小官，在边缘地区却当做天一样大地珍视。 .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日本比中国保留了更多唐代式样建筑、为何佛教在印度衰落而东亚却一直兴盛。另外也可以解释党史早期王明等人为何如此虔诚地、教条地执行莫斯科的意见；而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为何狂热地理解自由民主。正如金庸在写到日月神教、神龙教时暗示的，教中新招的少年在教义的执行上远为虔诚和偏激，似乎它一向就是天经地义。

19世纪初美国曾将很多解放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园，即现在的利比里亚，国名即得自“解放”一词。但这些在美国“身为下贱”的黑人，回到非洲故土后，却表现得比白人还要鄙夷当地土著黑人。他们保留着美国南方的口音和生活习俗，占据着政府的高层，并严格地不与土著黑人通婚，拥有着强烈的优越感，成了一个封闭的黑人殖民贵族圈子——这也是近年利比里亚内战的远因之一。 .

1890年代，南非金伯利最终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周围大批的黑人被吸引过来，并逐渐形成一个日渐增长的“有教养的非洲人阶级”，“在对国王的忠诚上他们超过了殖民地白人”（Terence Ranger《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他们热爱板球、橄榄球等“包含又传播了帝国观念”的英国输入的体育运动，甚至白人也觉得他们“过于认真地对待帝国理想了”。这一情形并不孤立，在肯尼亚等地，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比白人热情认真地对待英国文化的黑人阶层。 .
这样的情形印度也存在。印度籍的行政官员在英国度过青年时代后，回到印度时“几乎如宗教般地奉行着”英国的社会习俗和伦理标准，切断了和母体印度社会的联系，“在心灵和举止上他毫不逊于任何在英国的英国人”。（Bipin Chandra Pal《我的人生与时代的回忆》）

Ian Fleming的小说《不博士》(Dr. No）中虚构了一个叫普莱德尔•史密斯的英国殖民大臣，此人说道，在牙买加，有一些中国和黑人混血的人，他们“是被遗忘的粗鲁的种族。他们看不起黑人，而中国人看不起他们。”——这虽然是充满偏见的定型形象的论述，但不幸，这种尴尬处境正是许多类似人群的概述。 .

在传播过程中，有时还会产生螺旋上升现象：例如在苏联之后，中国、北朝鲜、红色高棉，一个比一个激进。对科技的崇拜本来肇因于19世纪末的欧洲，日本对此信奉得更虔诚（如《铁臂阿童木》里的“阿童木”实际是atom“原子能”的音译，表现出当时日本对科技的崇拜），而中国似乎更加强烈，表现在建国后全民对钢铁（大工业的象征）、高压电线等的狂热追求。在西方人开始质疑西医的缺陷时，我们却要求中医必须考西医课程才能执业。 .

这种虔诚有时导致暴力和流血。例如在阿拉伯帝国时期，有一部分被称为Mawali的二等公民，他们不是阿拉伯血统，“这部分新皈依者在穆斯林中是地位最低下者……然而，这些新皈依者在信仰上却极其虔诚，有时达到狂热和偏激的地步，他们往往是非穆斯林的迫害者。”（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 .

日本学者驹込武在其论文《日本的殖民统治和近代》中，也指出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将白人文明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成为现代文明的“新信仰者”，最后演变成向劣势的他者挥舞暴力的角色。“在这个角色转换的过程中，作为其行为方式，对不文明种群露骨的轻蔑、对文明种群无羞耻的媚态并存。” .

     中世纪西班牙的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Tomas de Torquemada，本是犹太人，但他却于1492年说服当局将拒绝受洗礼的17万犹太人一律驱逐出境，在他任职期间，有2000人被判处火刑。在西藏佛教早期历史上，也有过瞪视僧侣者须被挖眼珠的残酷刑罚——而制定这些刑法的，却是新皈依佛教不久的西藏贵族，他们的措施远比印度的同行强硬偏激得多。 .

      即使在近现代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19世纪中期，贫困且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被本土的美国白色歧视，侮辱地称之为“白种黑奴”。然而，这些二等公民的爱尔兰人并没有和其他“被压迫的阶级兄弟”如黑人等有色人种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远比美国本土白人还激进得多，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1870年代，爱尔兰裔的煽动家丹尼斯•卡尼高喊“中国人滚出去！”因为他们和“黑鬼”一样，是“道德堕落的人种”。1889年都柏林的《周日论坛》还刊登了一篇评论说，“现在一些爱尔兰海外侨民以种族主义和不能容忍其他人种而著称，虽然他们自身也在遭受着种族偏见。”一百多年后的1990年代，美国的国际制衣女工联合会，其成员在受到剥削，工作条件下降到第三世界国家水平时，主要抵制和反对的却是香港和中国的同胞工人。 .

      回到开头的故事。这个女孩的行为大概可以说兼有两种情形：她是变节者，新皈依者，一个Mawali。她那令人畏惧的虔诚伤害了家人，也在伤害着自己。或许可以说她可恨可笑，但她也可悲可怜。